秦朔再谈联想：3大原因致其“招黑”，企业信心垮塌是国家财富的流失
2021-12-20
联想为何“招黑”？秦朔揭3大原因
凤凰网财经：前两天您写了关于联想的文章，您当时的写作初衷是什么？您觉得联想为什么会遭黑？
秦朔：最近波士顿咨询公司选了全世界50家最具创新的公司，中国有五家公司入选，分别是华为、阿里、腾讯、联想和小米。我觉得这个评选首先说明了联想是在中国企业里是世界级的企业。
这五家公司比，联想无疑有一个招黑体质。我觉得可能有三个层面的原因。
第一个层面，这五家公司中，联想创立于1984年，华为创立于1987年，腾讯和阿里是在1999年前后，小米2010年。这说明联想是最早的一家企业，而在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像《公司法》这样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换句话说，这五家企业里面四家都是纯粹的民营企业，它都不是经由过去的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改制而来的，因此它都非常单纯。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些企业你其实以财富论，这些企业的创始人，核心管理团队的财富，我认为是要远远多过像联想他们这样的对吧？但是为什么大家就盯着联想的高薪呢？等等，其实就是因为联想最早是从国有企业转制而来的。
那么转制而来的话，在今天这样一个贫富差异导致的这种社会情绪的动荡加剧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你这个是不是你占了国家的便宜，凭什么你挣这么多钱，原来是国家的财产是吧？从一个国有体制改过来的，在今天这样一个框架里面，大家就会画上一些问号。其实包括2009年，中国科学院国资公司把联想控股20%的股权转让给泛海，就这件事情也是科技部、财政部、中科院，包括北京市都同意的，都是经过了流程的。换句话说今天对于联想的很多负面的声音，问联想这个问题，问联想那个问题，理论上涉及到产权改制的问题，不应该问联想，应该问谁把联想的股权卖给了泛海对不对？不是联想自己能卖就卖的对吧？是中科院把它持有的那些控股的股权卖了，而且这个过程是财政部、科技部、北京市，而且都经过了相关的流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拿我们刚才五家企业来论，为什么你是招黑体质？因为你是转制，而转制大家就认为你多多少少是有一些说不清的东西。我想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民营体制导致的。
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是我们今天的很多的社会性的焦虑，它夹杂在了联想这样一家公司身上。
我们社会性的焦虑包括什么？比如第一个，在2018年底孟晚舟事件和2019年5月，华为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以后，我们有极大的这样的一种焦虑，我们有那么多的卡脖子的问题将来会怎么样？那么这种群体性的焦虑就会希望中国企业赶快去解决，而且也会对于说过去这些很多声名赫赫的企业，你们为什么没解决这种问题？现在都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把这一类的这种情绪它要有一个出口，这个我觉得，比如说这是一种情绪。
第二种情绪，毕竟今天虽然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大家的社会福祉在提高，但是现在的资本化金融化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那么大家也会觉得说，也是需要有一个情绪的发泄，再加上这里面有些事实又不准确，比如动不动就是退休一个亿，它让所有的网民就觉得说，我挣一辈子也挣不了多少个钱，你怎么能够挣那么多钱呢？那么我觉得这种情绪也是需要一个出口。我想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情绪的一种附着。
第三个我觉得历史的来看，联想有它的历史局限性。比如说在当年由于柳倪之争，倪光南最终是被剥夺了他的股权，而最早在股权分配的前一步，也就是分红权，在分红权阶段毕竟柳传志跟倪光南所享有的权益是平等，那么倪光南后来没有了，放在今天来看，大家就会觉得，他毕竟是早期联想创立最大的一个科技方面的成果的代言人，你今天讲管理可以参与分配，也讲了技术可以参与分配，为什么技术就不能参与分配呢？所以类似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今天来看，可能就是当时的历史局限的问题。那个时候更强调管理，但是今天大家更在意这个技术。
又比如说，这些年联想在互联网时代，在人工智能时代，在除了PC为主导产业以外的智能硬件时代，确确实实没有很大的亮点。所以大家会觉得这家公司有那么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但是今天它其实的表现并没有让人眼前一亮，所以我想可能是这样一些综合的原因，就导致了它就容易大家把批评质疑就投向它。
民营企业信心垮塌是国家财富的流失
秦朔：说联想为什么被黑，我觉得也可以反过来提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总是以黑中国企业、黑联想作为其使命和任务呢？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存在着为了流量，为了带节奏，有一些非正常、非理性的因素掺杂其中。我认为，我们今天不仅要关心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资产流失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也要关心我们民营企业的财产。我们现在民营企业的市值缩水了很多很多，很多民营企业的信心也在这种非理性情绪的弥漫之下降低了很多，难道这不是国家财富的流失，这不是国家财产的流失吗？民营企业如果信心有很大的垮塌，这是不是国家的损失？所以我想最近提倡的企业家精神，就是对于这样一个联想争论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格局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我觉得做出了非常好的指引。
当然我个人也认为，对于社会大众非常关心的高薪问题，应该把民意导入公司治理的框架中去进行一些反馈，能不能在薪酬结构、薪酬数量的设计上，能够兼顾到社会的一些声音，我想能够对社会情绪也有一个化解，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认为某些社会情绪因为不专业，因为盲目冲动，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去关注，我认为也要从这些里洞察到一些真相。
富豪不是企业家，企业家是一种精神状态
凤凰网财经：您觉得什么样的品格能代表企业家精神？
秦朔：其实企业家精神，从研究的角度，大家普遍认为是把资源配置以后能够产生更大的价值，并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以及创新。我个人认为，企业家是以企业为家和经营企业的专家，同时也是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家，还是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专家。
我认为过去关于企业家有很多的偏颇或者误解，我们认为富豪都是企业家，好像富豪榜上的都叫企业家。其实从我们刚才讲到的企业家的内涵来看，企业家非常关注创造财富过程中的手段的正当性和创新性，如果你就是寻租，如果你就是简单的拷贝复制，如果你小富即安或者说你赚了大钱以后财富骄人，或者康美、康得新这样的恶性的股市造假事件，这样的就算你有财富，就算你排在排行榜的某某位置，这不是企业家，这最多就是用不健康的手段发了大财的富豪而已。
还有，我们认为企业家精神好像就只有做企业的人才有，我觉得也很不全面。因为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本书里就讲到，企业家更加是一种精神状态的特征，而不是一种身份特征，不是说什么人你做企业你就叫企业家，什么精神状态呢？就是你能够不断地创新，能够不断地承担风险，能够不断地为社会创造价值，这种状态叫企业家。因此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我们的国有企业、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图书馆，包括像凤凰网、凤凰卫视这样的媒体机构，它同样也是培育或者说企业家精神能够发挥的土壤。那么我们全社会都需要一种企业家的精神，而不是说像过去那样就是简单的认为有钱人就叫企业家。
从我自己最近的围绕联想的这一系列社会的争论，包括很多人对能源的声讨，也促使我去思考，我们一方面确实要强调企业家精神，要保护企业家的创新活力，要历史性的去看待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进程，但同时也的的确确我们要对于普罗大众在贫富分化中的这种诉求有更加透彻和深入的理解。
我认为，这种情绪的产生固然有某些人为了流量去耸动视听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可能也跟我们包括主流媒体等等过去长期跟他们缺乏沟通，缺乏交流有关，因为大家都不去化解，他就认为我想的是对，我就应该这样，我就应该把它给掀翻。我感觉在这里面的这种清算气息慢慢地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应该更多的去化解，因为我们没有第二个社会可以选择，我们就只有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大家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未来要做更多的沟通、交流的工作。